早晨，父亲不知怎么的跟我们聊到了九斤爷叔，于是我们就听父亲说起了九斤爷叔的一些轶事。

 

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生有七个孩子，清一色都是儿子，是弄堂里有名的“葫芦七兄弟”，当然这个绰号从前是没有的。父亲排行第六，底下还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出生时有体重有九斤，于是小名就叫“九斤”，所以我们这辈人都管父亲的最小的弟弟叫作“九斤爷叔”。

 

别看九斤爷叔出生时是个巨婴，长大后却身材瘦小，但却不妨碍他天生神力。他读书时在弄堂里很有名，打架更是行家里手，就像《说唐》里的李元霸，外表像个病秧子，但动起手来无人能敌。父亲年轻时力气大也是小有名气的，用手指的力量可以单手抓住十块方砖；但父亲和九斤爷叔两人扳手腕，九斤爷叔仍然可以饶父亲到手肘。

 

文革时期，九斤爷叔响应毛主席号召插队去了江西农村。他插队的农场似乎是个好地方，有林场也有农田，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了点，但有吃不完的上好大米，爷叔在那里天天能吃饱饭，并隔三差五地到邻村农民家去偷鸡吃补充营养，于是九斤爷叔身体越来越健壮，但就是个子始终长不高，就像练体操的李小双。

 

九斤爷叔偷鸡的方式是这样的：肩上背个空的马桶包，手里拿根类似芦苇一般的长条植物，边走路边用芦苇往地上扑打，乍一看以为是在散步；等四周没人了，九斤爷叔瞅准路边的老母鸡就狠命地抽一下子，然后一把抓住被抽昏的老母鸡的脖子塞进马桶包一溜烟逃走，就像张嘎子之类的小土八路。

 

九斤爷叔亲口跟我们说过，他还吃过疯狗的肉，一只狗吃下去浑身发热，大冬天睡觉都不用盖被子的。一晃快三十年了，也不知道狂犬病的潜伏期会不会有这么长。

 

九斤爷叔插队的地方比较偏远，但通有公路。爷叔那时候如果想到镇上去，就守在公路旁搭车。他搭车的方式人人见了害怕：遇到大卡车，甭管它开多快，九斤爷叔一边飞奔一边贴上去，手一搭，脚一蹬，挂在车边就算上车了，就像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

 

76、77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结婚，需要筹备三十六只脚的家具。当时物资紧俏，结婚买家具需要户口簿，而且大厨和五斗橱只能二选一。父亲因为有几个木工朋友，于是想到了自己做家具的方式，因为九斤爷叔插队的地方有林场，就托他想想办法。那时候国家已经有了护林意识，林场配备了护林人，但九斤爷叔有自己的办法。他在砍树前先把护林人住的房子的门给钉上，然后大摇大摆地上山砍伐；等护林人想办法破门而出的时候，九斤爷叔早就风紧扯乎了。

 

那时候九斤爷叔挑选的都是两个人都合围不过来的大树。九斤爷叔找两三个当地朋友，三四个人一起，得赶在护林人破门而出前把木头偷回去。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就是锯子；运输方式也是最原始的，大致就是把大树据倒后再切块，然后用绳子捆住了，拖着就走。九斤爷叔当时力大无穷，一人一次可以拖六百斤的木头健步如飞，左手二百斤，右手二百斤，牙齿再咬二百斤，当地人看见无不瞠目结舌。如此干了几票，父亲、父亲的五哥、九斤爷叔三个人的结婚家具就都有着落了。

 

那时候把这么多木头从江西运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九斤爷叔当时在没有任何电动工具辅助的情况下，用最简易的锯子把木料切片，随后混在运送蜜蜂的火车里就这样过来了。

 

至今，爷爷家里还有两块完整的半圆型圆台面，合在一起可供六个人围在一起吃饭，那两块圆台面就是九斤爷叔从江西弄来的，是一棵大树的一个完整的横剖面，连木纹都能对得纹丝合缝。父亲也会经常得意地夸耀自己那套结婚家具，一边说一边比划，用手量出一窄一宽的两个尺寸，窄的大约二十公分，宽的大约四十公分，“人家家具的木头都是这样宽的，我们家的都是这样宽的！”

 

一切忙停当后，九斤爷叔终于累趴下了，他得了肝炎，从此神力消失。现在，九斤爷叔的体重甚至连献血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父亲这辈的七兄弟，父亲和九斤爷叔最为要好，而且两人长相都很像。甚至有父亲的朋友在江西见到九斤爷叔后认错人的事，说给大家听大家都大笑，“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八十年代初，我三四岁的时候，九斤爷叔终于回到了上海。他对我很好。他给我买过一个火车头，当时这种玩具非常盛行，用一号电池驱动，撞墙会自己拐弯，售价10元人民币，当时是“36元万岁”的年代。这是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玩具！

 

九斤爷叔在上海一开始没有工作，后来顶替爷爷进了公交公司当驾驶员，开51路，从宝昌路到吴淞码头。一开始开的是头班车，每天三点钟就得起床；等别人天亮上班，他也差不多该下班了。再后来，经过母亲的介绍，九斤爷叔娶了老婆。丈人是个交警，以前在江西路汉口路那一带执勤，和交通银行的人混得很熟，于是过了几年，丈人通过一定的关系，介绍九斤爷叔进了交通银行当驾驶员。九斤爷叔自己说，我国第一辆正式投入市场的“金龙”大客车就是由他开回来的，爷叔这样描述我国的第一批金龙车：“那部车我要站着开的，离合器重得要命！”九斤爷叔除了个子小，模样什么都挺干练，后来开始帮交通银行的领导开车，开着开着又开进了交行总行。交通银行效益不错，九斤爷叔虽然是驾驶员，但也算是正式工，而且他工作卖力，连年评优，所以收入不低，还分到过两套房子。前几年，如果你中午在陆家嘴绿地或者滨江大道上见到一个清瘦矮小的穿夹克衫的中间男子在悠哉悠哉地闲逛晒太阳，很有可能就是我九斤爷叔！

 

九斤爷叔年轻时苦了几十年，现在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谨以此文，记录我最最可亲的九斤爷叔！

 

 

 

酷小孩@我是伟大人士 说:

你的结婚照什么时候以挂上网啊?

南宫一雄谁有中视84年李小飞版的《鹿鼎记》？ 说:

说不定你比我先挂

酷小孩@我是伟大人士 说:

难倒还要再等十年二十年吗?

南宫一雄谁有中视84年李小飞版的《鹿鼎记》？ 说:

你爸爸几岁生下你的？

酷小孩@我是伟大人士 说:

这个到不知道.

南宫一雄谁有中视84年李小飞版的《鹿鼎记》？ 说:

笨！

南宫一雄谁有中视84年李小飞版的《鹿鼎记》？ 说:

你爸爸几岁？你几岁？减法会不会做？

酷小孩@我是伟大人士 说:

因为爸爸不会生孩子.

南宫一雄谁有中视84年李小飞版的《鹿鼎记》？ 说:

 

酷小孩@我是伟大人士 说:

你才笨.

 

 

传说中的30个定向培养大学生终于如期来到了我们单位。翻看他们的简历，全部重点大学、CET6，有些还是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或者得到过各类难度很高的荣誉。个个都是人才！

 

通过一些方式，我了解了其中一些人在进我们部门之前的实习经历：大部分是网点柜员，有一个硕士生居然还是现金柜员！众所周知，现金柜员是银行里最苦的职业，尤其是我行，客户永远在窗口外面排队，现金柜员永远忙不停，连上厕所都困难。一个堂堂的重点大学全日制硕士生，比中专生多读了7年书，参加工作后居然要从点钞开始做起，这无疑是个讽刺！

 

但是当你了解了网点的现状，你又不得不理解网点负责人的安排。现在我行的网点没有一个是不拥挤的，柜员没有一个是不忙碌的，窗口没有一个是不排队的。偏偏总行给上海的各项指标压力又特别重，资产业务已经失去了龙头地位要求限期夺回，中间业务要求每年递增45%等等。各项指标层层分解，层层加码，最后全部压在基层网点员工羸弱的肩膀上。网点既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各项指标，又要应付客户潮水般的存取款要求，还得满脸堆笑做好解释工作避免投诉，哪来时间培养你一个实习的大学生？估计网点负责人大都是这样的想法：“你大学生又不会分配到我们这里，苦心培养你也是为别人打工，况且真的让你做核心业务你又没有经验，实习时间又这么短，还是帮我分担点实务工作来得实惠，给老子点钞去吧你！”

 

谈到这里，不由想说说思路和执行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大领导的思路的初衷和出发点总是美好的，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思路会在执行中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甚至会引发各种千奇百怪的变异。

 

比如前些年，大领导将我行四百多个分理处和储蓄所全部改制升级成为了“二级支行”。他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样一次经营方式的创新，赋予二级支行以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的经营权限，并充分利用网点优势，将全行四百多个“业务窗口”转型为“经营实体”，扩大营销渠道，共同参与市场份额的竞争。用大领导的话来讲就是：以前我们是三十只大老虎带领着四百只小猫，现在我们是三十只大老虎和四百只小老虎。从理论上看，大领导的思路的确是非常美妙的。如今，四百多个二级支行经营实体已经诞生，尽管还有很多二级支行只是翻牌，本质并未发生多大改变，但在聚沙成塔的作用下，全行的业绩的确是提升了很多。

 

接着问题就来了。由于“业务窗口”转型为“经营实体”了，基层员工手中自然是多了很多事情，原来只要学会存款取款等少数交易代码就能干活，现在要开始营销基金、保险、银行卡，甚至跑街扫楼拉存贷款了。而目前我行其他的一些体制还没能与二级支行的改革相配套：机构和人员的体制依然是“一线紧、二线松、三线肿”，以二级支行为单位的绩效考核办法也没有及时跟上等等，种种与大领导的新思路不配套的问题一一体现，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广大基层老百姓心理的不平衡：平白无故多增加了四百多个行长！我们要多做这么多事情！科室里的人还是这么空！工资怎么也一点也不加！？

 

同样，为将来的业务大发展储备人才，开展定向培养人才的工作，这也是大领导美好的初衷。但是由于思路和执行之间的不协调，人才招进来得不到良好的培养，让他们从事最底层的点钞工作，这样的结果相信也是大领导不想看到的。

 

估计我们这里也和基层网点一样。虽然大领导的想法很美好，虽然老毕的理解非常正确，贯彻也非常坚决，他们都是高瞻远瞩，从大局着想的，但由于95588人工接听率的下降，由于众多中等管理人员的干预，估计这30个人又得在我们这里重蹈基层网点的覆辙，在最短的时间里戴上耳机坐上操作台去一遍一遍的重复“您好，请讲”。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任何新事物的产生，总会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只要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这件事情就应该说是成功的，更何况伟人都会犯错，但他依然是伟人。储蓄所翻牌成支行，撇开种种非义的言论，既然这个举措给全行效益带来了提升，这就不是一件坏事。同样，让定向培养大学生点钞、接电话，虽然进步慢了一点，层次低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业务积累的一个过程，也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

 

思路总是美妙的，执行总是有障碍的，如何去执行思路，如何把不坏的思路执行成大家交口称赞的好思路，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有道是“宫到自然成”。经过一个月的不懈努力和两个半月的苦苦等待，“宫到应该自然成”终于可以改成“宫到自然成”。

 

是时候可以回味了，其实在考前我就有一些美妙的预感：11月1、2两日在常熟召开的一体化工作会议居然让我逃脱了；11月1日晚巧遇小R和肉松卷，让我蹭了一顿免费的麦当劳；异常稀少的隧道八线居然一秒钟都没让我等就及时赶到，进行5年半来的第一次！11月2、3两日单位里没有一个领导，让我有足够的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原定11月4日的NOVA2.3投产也无缘无故拖延了一周。这许多事情的发生，让我觉得考前的这段日子过得是多么的顺畅！考试那天也一样：远在天边的考场居然只要一部车就能赶到（外加15分钟的自行车和10分钟的步行）；考试过程非常的轻松，没有一点负担，答题势如破竹；走出考场，我有一种神情气爽、精神焕发的感觉。

 

作为读书不算好的人，我很佩服读书好的人，尤其是只需花很少的时间就能考高分的人。我有两个同事，一个复习了三个星期，两门都考到了120以上；另一个考试前一天还有一科大半没看，结果两门也都120。人比人要气死人的，在脑袋瓜子没人家聪明的情况下，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能攀比的，有时候还真得有点阿Q精神！

 

学海无涯，下一关是FECE中级！

 

申花队这一两年越来越不成气候了！虽然队里国产的明星球员依旧不少，但总感觉合不到一块儿，而且都腿脚软绵绵。外援购买力度也在逐年渐小，十万美元的助教也要省，阿里佩特之类的球星就更不用谈了！

 

我还是怀念十年前的申花队：那支徐根宝、安杰依、范志毅领衔时候的申花队，（以下省略n字）。虽然和现在一样是千年老二，但那时候的球激情得多！能够1：9、1：6的输，也能够在少一人的情况下4：2破万达的不败金身。

 

徐根宝、范志毅是男人，安杰依霸道起来是个土匪，这点谁都不用怀疑；（以下省略n字）。

 

上海足球本身男人就不多，在徐根宝、安杰依、范志毅、（以下省略n字）都引退的情况下，上海足坛几乎已经没有男人。今年的申花不知道还有没有看点可以让我依然守着电视机？

 

 

老高是大领导，万人景仰；小丁是小科员，跟我一个科。老高地位高，所有员工都对他很尊敬，除了小丁。看下来我们整个部门也只有小丁敢跟老高没大没小。

 

1月9日，老高将飞赴北京开会，会上要通报06年度各分行的电子银行业务排名。上海在总行的地位向来坐二望一，但究竟06年是第一还是第二，会还没开，谁都没底。老高虽然地位颇高，但心里也七上八下，毕竟一年的工作，不重经过，只求结果，最关键就看这个排名。1月8日，小丁通过内部关系，在会前从总行打探得来了排名情况：上海第一！于是她打电话给老高：

 

 

 

 

 

 

 

我们在一旁听得哭笑不得，敢捉弄大领导，恐怕整个分行也只有小丁了。

 

老毕是我们部领导，虽已经五十好几，但依旧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处事高瞻远瞩，抓大放小，我向来是由衷敬佩的。

 

最近碰到这样一件小事。人力资源部通知：1月中旬，将有30名06级本科毕业进行的电子银行业务定向培养员工来我部接受轮岗培训，熟悉业务，为期6个月，以起到为将来支行电子银行业务大发展奠定基础的目的。我们部门的工作状况是这样的：陆家嘴、塘桥、外高桥三处均有办公场所；从业务上说：陆家嘴最能创收，塘桥负责售后，外高桥负责客服；从办公场所来说：陆家嘴寸土寸金，地方最小；塘桥属于小陆家嘴，地方也不大；外高桥鸟儿不拉屎，地方最宽敞。

 

刚接到通知后，我们办公室几个小猫都是这样想的：30人不是小数字，办公场所是最主要的问题，外高桥地方大，塘桥地方中，陆家嘴地方小，这批人看来得在外高桥多待一段时间，塘桥居中，陆家嘴少待一段时间。

 

我们的想法一提交给老毕，他立马就提出了意见，“你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啊！”。当时他大致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批大学生将来都是我们电子银行专业的人，今后我们在支行开展工作就是要靠他们的，所以我们应该长远考虑，要如何让他们在这6个月里得到锻炼、得到提高。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让他们尽可能长地待在陆家嘴，这样他们才能尽可能多地学到东西。在他们获取最大程度的收益的前提下，你们办公室尽可能地保证后勤供给，这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你们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场所、座位、伙食、办车等后勤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业务发展的需要吧？

 

老毕一席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是啊！我何曾考虑过业务发展的需要？说句实话，我收到这个通知后的第一反应是：班车要换大的了，得统计一下这30人的居住分布；第二反应是：饭票要多领30张了，得计算一下这30张饭票在陆家嘴、塘桥、外高桥的分配比例；第三反应是：外高桥地方大，把他们扔进大厅多听几个月电话，办公场所问题就解决了。总之全是后勤问题，业务发展自始至终没有想过。

 

“业务发展”和“后勤支持”，在领导总结工作的时候，这两项工作都是“相当重要”的，他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但不论在哪种会议场合上、不论在什么报告总结中，“业务发展”的排位永远在“后勤支持”之前。就好比红花和绿叶，红花离不开绿叶的陪衬，但绿叶永远抢不了红花的风头。工作中也是这样，必须明白什么是红花，什么是绿叶，不能因为自己扮演的是绿叶的角色，就忘记了红花的存在。这个道理说起来人人都懂，但关键时候不一定人人都想得到。

 

跟老毕多接触多学习，真的是会有提高的！

 

元旦的三天休假，我们一家去浙北湖州老家探亲。很多家人坐在宾馆客房里聊天，大家穿着单衣，享受着暖洋洋的中央空调，非常惬意。父亲和几个我舅舅辈的亲戚坐在一起聊起了十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的很多事情，不少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了记忆。

 

他们回忆，那时上海和湖州之间来往只有长途汽车和拖轮。长途汽车三毛多钱票价，单程五六个小时；拖轮一毛钱，单程十来个小时。拖轮一般是晚上启程，上船就躺下，听着马达声在耳边突突突一个通宵至天明，迷迷糊糊也就到目的地了。上海住房条件差，难借宿，旅馆又太贵，湖州亲戚来沪一般就只能在浴室里对付一夜，办完事尽快再突突突赶回。上海人经济条件稍许优越些，去湖州一般选择长途汽车的多。车上空间狭小，冬天乘坐的话，碰上行李多，蜷缩在座位里颠五六个小时也不好受。记得我第一次去湖州仅四岁，因为是去过年，我们一家带了不少东西，还有两个奶油大蛋糕，结果顶在头上才上的车，途中又碰上我晕车，结果吐了外公一身。

 

他们回忆，当时我们上海亲戚去湖州，都是住在湖州亲戚的家里，那时没有住旅馆的概念，更别说宾馆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湖州人都住平房，顶多也就是两三层楼高，过年的时候，深夜里全家人聊天、打牌、嗑瓜子、放鞭炮，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条件很艰苦，全家人冷得发抖。到了九十年代，湖州人都搬进了新公房，基本都是三房一厅。再然后二十一世纪，湖州造了许许多多新房子，房价也从一千多元上涨到现在的五千元。一些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亲戚买了带车库的复式房，我堂姐婚房买得早，一套150多平米的复式只花了25万，结果装修却花掉30万。

 

穿越时空地这么一聊，父亲和几个舅舅开始不约而同的怀旧。舅舅们开始怀念以前往返两地的小拖轮，怀念上海虬江路上的公共浴室；爸爸也说起以前谁谁谁在读小学的时候坐过他开的货运卡车，问起以前住过的哪里哪里的房子现在还健在否。大家都有同感：以前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几十年后再回想起来还是蛮开心的。爸爸问舅舅，现在湖州哪里还有古镇式的老房子，我插了一句，上海南市老城厢里有很多。

 

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城隍庙玩过两三次，当时那里的风土人情、文化气息、建筑风格都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种破房子木屋子有什么看头？当他还在人群中兴致盎然慢悠悠地兜来兜去，我早已不耐烦地催回去吧回去吧！如今居然我也开始喜欢起这些老民居老城厢了。

 

这就是岁月变迁。发生变迁的除了岁月，除了景物，还有人。